在安徽博物院读懂“天问”

观众正在参观“天问——中华文明宇宙观”专题展览。（陈三虎摄，图片由人民网提供）

清代地平式日晷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（安徽博物院供图）

“远古之初，谁曾传述？天地未分，如何考究？昼夜混沌，谁能穷尽？元气弥漫，何以辨识？……”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诗人屈原于《楚辞·天问》中，对宇宙星辰发出恢弘提问，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秉持的探索精神与理性思辨传统。

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，对宇宙的探求从未止步。安徽博物院推出的“天问——中华文明宇宙观”特展，汇集了全国48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的近300件珍贵藏品。展览以《天问》的哲学疑问为起点，遵循“观天—度天—应天—巡天”的脉络，经由“鸿蒙溯源 观天论道”“法天制器 观象制历”“敬天授时 众功皆兴”“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”“星耀古今 文明回响”五个板块，系统呈现了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演变历程。

穿过播放《天问》投影视频的序厅，便进入第一单元。盘古开天、女娲立极、金乌负日、四神御穹等创世神话，以及古人对天象的初步认知，通过一件件文物展现出来。

《淮南子》记载：“日中有踆乌，月中有蟾蜍。”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代蛙形金箔，蛙首呈尖桃状，头部有一对圆眼，四肢蜷曲，背部中央有脊线。同遗址还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，专家推测两者可能构成组合，反映了古蜀人对日月的崇拜。

淮北市博物馆收藏的一组东汉画像石，包含双龙穿璧、伏羲女娲、朱雀玄武、龙虎交尾、羽人等图案。创世始祖伏羲女娲与四象神兽等元素相互呼应，融合了创世神话、阴阳秩序与升仙观念。

第二单元“法天制器 观象制历”展示了多种天文观测仪器。其中，圭表用于辨方正位、确定年岁，浑仪用于测量天体的球面坐标，浑象用于模拟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，三者相辅相成，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、推步制历的基础。

圭表作为立影测年的关键仪器，用于确定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四大节气。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夏侯灶墓的西汉圭表模型，是一件木质彩绘漆器，主体由完全对称、可折叠的两部分构成，以立耳为标，水平圭面无刻度，但有几个特殊点分别指示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表影到达的位置。

基于古代“浑天说”演变而来的天文观测仪器浑仪，主要用于测量日、月、星在天空中的方位。阜阳夏侯灶墓出土的二十八星宿盘是早期浑仪的雏形，是汉代赤道坐标天文体系成熟的核心证据。该盘由上下两部分组成，上盘略有残损，边沿不等距排列一圈小圆孔，专家推测原本共有365个，对应周天刻度；下盘边沿刻有二十八星宿名称及距度。“观测天体时，需要配合支架使用。这是国内迄今所知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，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了约1700年。”安徽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孟倩表示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“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。古代先民观测天象，绘制星图，推演历法，用于指导农桑、治理国家。第三单元“敬授民时 众功皆兴”，集中展示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与运用。

出土于陕西渭南韩城梁带村遗址的西周兽面纹铜尊，盖顶设计富有深意，深刻体现了古人的天文思想。器盖呈覆斗形穹隆状，圆中见方；盖顶中央铸有圭形柱，四道脊棱将盖顶分为四等分，棱上立矩形鸟，四棱与圭形柱代表“东西南北中”五个方位；其间刻有十二条等距阴线，象征十二月。

“漏刻”用于夜间及阴天等无法通过日影测时的时段，与日晷、圭表等形成昼夜连续的计时系统。河北博物院收藏的西汉泄水型铜漏壶，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墓。此壶呈圆桶形，平底，三蹄足，近底处有细管流口，使用时将刻箭立于壶中舟上，通过水滴外泄带动刻箭下沉来指示时辰。据介绍，这是中国迄今经科学发掘、年代明确的最早漏壶遗存。

第四单元“文明以止 天人合一”讲述了天文知识深刻融入中华文明，塑造传统政治、礼制和哲学思想，孕育“天人合一”宇宙观的历程。

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、玉龟，距今5800年至5300年，折射出凌家滩先民对时空秩序的深刻理解。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、腹甲之间，四周分布22个小孔，中心圆内刻有八角星纹，大小圆间均分八区，饰圭状纹指向八方，大圆外四圭纹指向四角。专家认为，玉版纹饰对应四时八节，可能反映了原始的太阳历；玉龟可能是巫师占卜法器，或为“神龟负文”的实物雏形，与玉版组合可能构成凌家滩先民的时空宇宙模型。

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。天津博物馆藏商代“龙”字卜甲，上面刻的“龙”字呈角、首、颈、身、尾俱全的形象，其构型与连缀而成的苍龙星宿构图极为相似，印证了早期文字与天文星宿的内在关联。

展览最后一个单元，“玉兔号”月球车模型、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，呈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天文智慧与科学探索。“嫦娥”登月、“祝融”探火、“墨子”巡天、“天眼”观空，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回应着古人的“天问”。

“展览以丰富的古代天文遗存为基础，结合当代深空探测前沿成果，在古今对话中，引导观众感悟中华文明对宇宙的永恒求索，让传统宇宙观在当代实践中焕发新生。”孟倩说道。